蕭蘋(國立中山大學傳播管理所教授)
最近因為著手收集一些有關兒童「過動症」(ADD 與ADHD)的媒體論述資料，因此特別留意國內外媒體的相關報導。拜網路科技發達之賜，社群媒體交相連結，做為讀者的我們，每日坐收的新聞資訊，四通八達，無遠弗屆，由於可以從不同的來源、通路接收訊息，交相比對之後，常能衝破台灣主流媒體或主流社會固有的價值限制。
國內媒體最近有一個報導，沒有引起太多的注意，但卻對國家的幼苗—兒童影響重大，值得深入探討。報導中說新北市衛生局率先針對國小學童進行ADHD的全面篩檢和免費診斷評估，讀來不禁讓人捏一把冷汗。似乎新北市政府很為這項「進步」的政策，做為全國的表率，而引以為榮。由新北市的官網得知，朱立倫市長認為，國內的ADHD盛行率有 8% ，但卻只有 2% 的小孩接受治療，因此有 6% 的家長不知道如何面對 ，所以要藉由全面篩檢，來做「專業的鑑定」。 Read more »
吳易澄（精神科專科醫師）
據報載，新北市於四月底起啟動過動兒全面篩檢的政策。「過動兒」的正式疾病名稱是「 注意力缺失/過動症(ADD/ADHD)」，研究顯示，台灣的過動的盛行率約為百分之八，因此這項「免費篩檢」的政策，若按照比例較算，則有三萬多人「受惠」。然而這樣的政策也引發憂心。在台灣，過動症的診斷與治療的爭議才逐漸浮現，整體爭議面貌大致呈現的是，精神醫學界普遍認為過動仍需加強診斷與治療，以及另一造過動已被過度診斷與治療的批評。
究竟過動是否是診斷不足，還是過度醫療？問題的複雜度絕非三言兩語能談完。精神醫療的發展與實踐的範式有其特殊之處，其一是精神病理學的分門別類乃基於對「現象」的觀察。然而精神醫學的研究逐漸發展到生物、分子的階段，這個過程也逐漸證明了「過動」的生物性基礎。只是問題來了，生物性的問題，是否也只能以身體疾病來解釋，並且以藥物解決？筆者所熟識的兒心專科醫師，大致皆不會輕易診斷開藥。但是孩子們在接受治療的過程中的受苦經驗是存在的，當我們難以究責於任何一方，我們該如何來深入思考問題？
美國神經科學專家說：「兒童過動不是病，若有其他比藥物有效或更有效的介入方法擺在眼前不用，卻執意採用藥物，那是不用腦的便宜了事。」
【美國專家說：「兒童的過動並不是真的疾病」】
幸佳慧譯自2014年3月30日《英國衛報》
世界頂尖的神經科學家布魯斯低．沛瑞博士Dr Bruce D Perry（他的研究被英國勞動與退休部長依恩．當肯．史密斯肯定）公開建議說：「ADHD 過動症並不是真正的疾病。」
沛瑞博士拜訪英國，拜會史密斯與健康部部長傑若米．行特時，沛瑞告訴《觀察報》說：ADHD 的標籤含括的是一組很寬廣的症狀，他說：「最好把它想成是描述就好，如果你想察看那標籤達到什麼樣的狀態，那將很驚人，因為我們任何每個人在任何特定的時間，都將符合起碼一些標準。」
派醋甲酯藥物的處方簽，像是用來治療被診斷為ADHD兒童的利他能，從2007年的42萬次到2012年的65萬次，激增了56％。這種精神興奮劑是被用來刺激腦中某個部位，好改變心智與行為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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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Harper Collins出版的《ADHD 並不存在》一書作者理查．索爾醫學博士，是美國芝加哥一名臨床醫生與研究者。英國《每日郵報》刊出他的文章，以「ADHD並不存在，藥物帶來更多傷害」標題，獲得廣大熱議。美國《時代雜誌》也以「醫生說：ADHD並不存在」為題刊出他另一篇文章。
兩媒體以索爾聲稱的標題刊登自有其用意，就如同索爾本身說的他寫這本書的用意就是要激起討論，讓這些問題被更多人看見、廣泛討論。身為行為神經病理學家，索爾並非反對精神醫學或反對診斷，事實上他也討論到過動症的病徵與其他精神疾病交疊的問題。索爾從自身數十年的臨床經驗，看見過動症在病徵設定上因過於駁雜與寬鬆，導致大眾很容易在焦急或圖便心態下，直接將問題推給過動症，這使得患者真正該被處理的生理或行為問題被忽略，並同時衍生醫療上誤診、延診與藥物濫用的遺憾與惡風。
聯盟網站提供多元且值得注意與探討的資訊，意在邀請大眾正視不被看見的面向。聯盟認為，比起陷在索爾拋出聳動標題的爭議有更迫切也更重要的事，是他的文章與書籍促使大眾回頭反省過動症在定名與確診上的根本問題所在，索爾文末對大眾的呼籲「必須學習不要反應過度，並重新思考是什麼導致了這些徵狀，讓真正受苦的病症受到有效治療」是聯盟認同的。聯盟在此提醒真正關心此議題的朋友，請仔細閱讀文章內文，並深思索爾的用意。網路讀者閱覽文章常有囫圇吞棗、見題扭曲的現象，過多過少或偏頗的詮釋，都不是聯盟引介的用意。在此加以註明。
【ADHD並不存在，藥物帶來更多傷害】作者：理查．索爾（Richard Saul） 幸佳慧翻譯
一個13歲男孩，在我診療室展現了所有注意力失常的典型徵兆：分心、浮躁，在椅子上扭動。他絕望的媽媽希望我可以幫他兒子。他兒子在學校變得懶散、無法專注，對課業退步不在乎，連他以前喜歡的運動，他都說太累沒興趣。他早被醫生確診為ADHD並吃了一年的藥。但是他的媽媽跟老師都很失望，因為他的行為一點都沒改善。
對此，我一點都不感驚訝。為什麼？因為，在我五十年診療看過數千呈現ADHD徵狀的病人後，我已有了結論：沒有ADHD這種東西。
近幾年，這個所謂的病，像野火般狂掃全球，它確診與用藥的數量急速增加。在美國有4%的成人與11%的兒童，被確診為過動症。總人數在過去十年來，激增了40％。而在英國也成為最普遍的精神健康失調問題，學齡兒童有2-5％的比例。
被醫生開來治療這病的興奮劑，包括利他能，在英國光從2003到2008，給孩子的用量變兩倍，成人四倍。但這類興奮劑（被這麼叫就是因為它們被設計來刺激人們以為運作不當的腦內局部地方）經常沒有幫助，相反地，還引起許多副作用與危險。這些藥物甚至讓這些徵狀更嚴重。 Read more »
作者：曾凡慈
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在我們的生活世界當中，幾乎每個人都多少有過生病的經驗。根據教育部的辭典，生病是指「生物體發生不健康的現象」，而醫學正是「研究治病的科學」。從這樣的定義看起來，社會學對於這種生物領域方面的事情，似乎就沒有什麼可說話的餘地？這當然並非如此。
早在1948年，美國社會學者Talcott Parsons即對現代社會中病痛與醫師的角色進行分析， 並據以提出「醫療是一種社會控制的制度」，控制的對象就是病人，因為生病會使人無法克盡社會職責。這並不是一件壞事，可以試想如果社會中生病導致失能甚至死亡的人數太多，這個社會就可能面臨瓦解的危機。在這種概念化之下，生病就是違常，而醫師必須進行診斷並據以治療，盡可能使病患回歸正常狀態。由此可知，當這樣的取向將生病視為一種違常行為，它就不只具有統計學上偏離平均值的意義，也涉及負面的社會評價。即使我們個人可能喜歡偶爾生個小病，好讓自己能從工作、學習或其他社會角色中暫時撤離，但在集體的層次上，健康無疑被認為是一種可取的 (desirable) 狀態，「健康」與「正常」，「生病」與「不正常」幾乎成為同義詞。
當然醫療不會是社會控制的唯一擔綱者，其他還有諸如宗教、法律、教育等等。然而，相較於其他的控制機制，現代醫療體制的獨特性在於：其事業乃植基於具有普世價值的健康之上（雖然健康的定義可能不一），並且是由被認為道德中立客觀、並配備科學權威的專家來掌控。在當代社會中，我們還可觀察到一個明顯的現象：也就是人類生命／生活中有愈來愈多原本屬於正常生命過程或是偏差行為，都被貼上疾病或是異常的標籤，前者如巷子口幾篇好文中曾談及的懷孕生產、養兒育女，美麗與否，或如喜怒哀樂種種悲歡情緒如今都可能被指向不同的病名；後者則是例如犯罪、物質濫用、不符常規的性活動等過去屬於司法、道德範圍的問題，現在則愈來愈納入醫療的管轄領域。 Read more »
作者： 李佳燕
九．如果你正在服藥中…
我是一位家庭醫師，不是精神科醫師，更不是兒童心智科醫師，會是以什麼樣的角度來看過動兒？
家庭醫師強調長期的、連續的，而且是整個家庭成員全面性的身心照顧，家庭成員間的互動，更常是我們習慣觀察與要費心了解的。所以，當一個孩子被懷疑是過動兒時，我不會只單看他到底在學校、在家裡發生什麼讓大人不舒服的事，或者他出現哪些惱人的舉動。如果是我長期照顧的家庭，我會從長期了解其家庭互動關係與孩子自小的特質去判斷；若是認識不久的孩子，我還是會從孩子是在怎麼樣的家庭中成長?家裡的大人與他互動的模式，孩子的特質，學校老師的教育理念與態度，先做了解。孩子固然有其天生的氣質傾向，但是家庭與學校裡的大人，以什麼觀念、態度和方式與孩子互動共存，絕對具有加強或削弱的決定性角色。
因為家庭醫師與照顧的家庭成員，有長期的互動互信關係，所以，在有家庭醫師制度的國家，家庭醫師往往是評估孩子是否為過動兒的第一線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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