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處不過動的童書—從童書角度正視兒童特質Childhood
幸佳慧
英國新堡大學兒童文學博士/童書創作與閱讀推動工作者
前言
這篇論文，將以我在「拒絕孩子變罐頭，還給孩子做自己」的系列研討會中以「躍然紙上—童書無處不過動」為題的演講為基礎，整理童書與兒童特質相關的脈絡。我將簡要的從Childhood「兒童特質」一字談起它的生成與發展[1]，接著回顧世界上一些重要童書故事中所反應與形塑的兒童形象，藉此反省當我們頌讚著閱讀活動裡的「兒童特質」時，是否跟現實生活裡我們教養兒童的實踐有所矛盾脫節，因社會機構的干預、插手而損傷了兒童該享有的快樂生活與健康發展的權利。
兒童特質從被發現到被搶救
要談兒童特質，非得談到第一個以通史觀點研究的法國人菲利普．阿希斯（Philippe Aries），他在1960年的出版研究中主張「兒童特質」這個知覺或感覺（sentiment），一直到17世紀才出現[2]。在那之前，社會對成人跟小孩區別甚少，孩子被社會看成小號的成人，在斷奶跟脆弱的幼兒期後，就加入了成人世界，沒有人會因為他們小巧可愛而大做文章，一直到17世紀後，描繪以兒童為中心的家庭日常生活現象，才逐漸普遍起來。大眾逐漸意識到兒童有一些天生特質跟成人特質（adulthood）有顯著不同後，兒童的「單純、脆弱與可塑性」才真正被看見、知覺。
而這個啟蒙時期生成的新意識，跟歐洲「教育」制度的生成有緊密的相互關係。當時有幾個重要哲學、教育等思想家在對待兒童的教養態度上多所著墨，包括英國約翰．拉克（John Locke 1632 –1704）以及法國盧梭(1712 – 1778)等。盧梭的《愛彌兒》（1762）一作，對於童年特質概念的塑造，尤其關鍵。他認為孩子最接近自然狀態，有自我表達的自由等特質，但社會規範卻逐一腐化了他們，所以教育必須要以兒童本質為出發點來協助他們成長。於是，在兒童直接進入社會前，成人開設「學校」這種組織來隔離他們一段時間，讓他們好好當小孩，以免直接變小號大人。
一直到19世紀，「兒童特質」的認知伴隨著浪漫主義的興盛與兒童文學的黃金時期發展，更強調了兒童「純真無邪、玩樂探索、幻想創造」等特質，人們對於兒童特質的看法逐漸定型並成為現代人對於兒童的理解。總歸，「童年/兒童特質」涵蓋生物與文化兩方面的理解：兒童作為一個生物的發展前期，與後期成人階段，其身心發展有顯著差異（比如最明顯的是性徵與性意識的有無）。而定義兒童的時間或其特質，也因不同時空下的文化社會差異，有所不同。
19世紀過來的20世紀，工業革命再加上科技的迅速發展，大大改變人類生活模式，也激化了族群生存的競爭，這些社會環境的改變都會影響成人對於兒童的行為與看待。例如以前的孩子多在自然環境嬉戲探索，但工業科技化後，孩子們的童年被大量的電子產品佔據。再拿教育來說，在競爭主義下，它逐漸成為成人競賽的前哨站，原本是因看見兒童特質而開設的孕育守護園地，反而為了符合成人世界的競爭法則而開始體制窄化，教育的立意常有變調的危機。
因此，儘管「兒童的發展時間與其特質跟成人的有所不同」這樣的基本認知在現代來說已經很穩定了，它的不穩定性卻藏在更細微的社會建構層面，除了性別、種族、宗教、階級等因素，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動對它有有更巨大的影響，這其中的隱憂，便促發了兒童在法律上應有不同保護與權利的發展。1989年，聯合國通過《兒童權利公約》，明白揭示不管什麼社會國家，成人有其義務責任保障兒童生存發展的相關權利，以減少因不當的社經發展帶給兒童與其特質的扭曲或侵蝕危機。
這種危機意識，從80年代以來就從未停止，許多學者、專家或團體不斷發出「拯救兒童」的呼求。包括1982年尼爾．波士曼（Neil Postman）出版的《童年的消逝》（遠流）、大衛．白金漢（David Buckingham） 2000年出版的《童年之死》（巨流）等等。來到2011年，英國倫敦羅漢普敦（Roehampton）大學治療教育研究中心的資深學者理查．豪斯（Richard House）博士發起「搶救童年」戰役，他寫了一篇名為「來得太多太快：早期學習與童年侵蝕」（Too Much Too Soon: early learning and the erosion of childhood）的公開信給媒體，呼籲大眾正視當代的童年與其兒童特質已經嚴重受到侵蝕與扭曲的現象。
這個活動以英國培育幼兒及國小師資非常著名的羅漢普敦大學（Roehampton）的心理、精神治療研究團隊與協會為核心，其他還有劍橋、牛津、倫敦等幾個重要大學的心理學、教育、經濟學者、Leicester主教、兒童作家如菲利普．普曼（Philip Pullman）、教育從業者、藝術工作者。值得注意的是：簽署人士中，醫療相關的心理學與精神治療的專業人員，幾乎佔了大半。
他們焦急的呼籲社會大眾共同達成一些目標，許諾孩子一個有品質的照料環境：包括保護兒童成長不被消費主義與升學主義給宰制而受到侵犯、七歲以前的孩童盡量不接觸螢幕裝置、積極進行戶外自然活動、學習僅以遊戲為基礎等等。這一系列獲得學術與實務專家支持的主張，很快的集結成同名書籍出版，他們並成立網站持續推廣，積極推動相關政策的研擬與制定。[3]
學者與專家們對於發展主義與競爭主義大幅介入當代兒童生活型態，不只憂心且採取具體行動與之抗衡的原因，除了兒童身體上必然的具體傷害，心理上，因競爭成為教養育兒的目標時，大人要的「服從式教導」必然會成為能立竿見影的最佳方法。然而，人類在競爭壓力下，若過份著重在「孩子需要訓練、教導並鑄模成好公民」的教育功能，則會切除兒童需要的心理與情緒，如爆發力、積極、悲傷與歡樂等，造成孩子頭腦與情感的剝離分裂，這使得成人在製造大量「順從的小孩」的同時，也為將來製造了大量「憂鬱而困惑的大人」[4]。而一個病態的未來，不應該是文明發展該有的方向。而在能力上，後起研究也屢屢證明，這種壓抑、服從式的教導養育方式，並無法在「培養獨立思考的健全個體」上產生幫助。
兒童文學與兒童特質的關係
歐美此種拯救童年的戰役肯定將擴大持續，回頭看台灣這頭這種大規模的呼籲卻還沒開始，的確讓人憂心。[5] 接下來，我要談兒童文學，有了前面簡要「兒童特質」的歷史脈絡，再回來想「童書在人類發展史」上的概況就容易多了，童書發展跟兒童特質這個概念的知覺或發現，是絕對緊密的邏輯關係：童書的出現，也始於17世紀，並於19世紀發展到高峰，成為一門成熟的文類。
由於，「單純、脆弱、有可塑性」這個兒童特質的察覺，強化了成人為兒童塑模的教養責任，因此，比起教科書，童書的發展來得晚一點。17、18世紀給兒童看的讀物，多強調成人立場的教育功能，儘管書中有一些趣味內含，也是為了服務「學習」或「宗教」目的，內容仍以訓誡的教條主義為主。一直到19世紀，兒童需要大量的「想像、遊戲、歡樂」等特質進一步被論述與看見後，以兒童本位、樂趣或純文學欣賞為主的閱讀，才逐漸大放異彩。所以18世紀的兒童讀物還打壓著兒童「作怪與閒晃」的行為，但到了19世紀有了浪漫主義的加持，「作怪與閒晃」卻成為欣賞兒童的賣點，例如《愛麗絲夢遊仙境》（1865）作品之成功。
—童書與教科書
談到這，對於理解教科書跟童書是兩個截然不同系統下的產物，就更能清晰了。不過，從經驗上，一般人也能輕易判別教科書跟童書帶給人的迥異感受，我們甚至可以說，它們許多的特質是對比，甚至是對立、相反的。這其中最大的差異，就在於教科書站在成人觀點，成人以為兒童需要什麼或成人要兒童知道什麼；然而，童書則站在兒童觀點，盡量貼近他們的心理狀態與需求，透過故事給予滿足。
由於「現代國家」作為一種政治體的普遍發展，以前私有的教育系統逐漸被國家政策的義務教育給取代，教育系統也就成為執政體宣傳他們要的發展方向最有效的方法。這使得教科書在傳達知識或訊息上，很容易出現被塞選過的單面或一統現象。再者，教者與學者兩方的權力階級不等，也會讓使用教科書的兒童少年，處於一種服從心態的立場。這跟自由市場的童書有很大的不同，自由創作者在沒有政治體的干預下，作品會呈現百花奔放的多元面貌，他們跟讀者之間也沒有教師與學生的張力。
—童書與兒童特質
童書跟兒童特質之間，有著緊密卻也複雜的關係，最主要的原因是創作者（成人）藉由童書表達的童年經驗與特質，可能是反映他經歷過的，也可能提供他想要的，或者是他認為應該要為未來形塑的。而研究兒童文學，很重要的關鍵便在於辨識析論這些面相。因此，童書，其實就是研究人類文明發展時需要的其中一種「史料」，研究者透過童書作品的展現與發展，去摸索不同時空下創作者對於兒童或其特質的定義與改變，以及找出這些呈現跟對應的教育制度、社會結構有何相互影響關聯等。
回頭看這一、兩百年的歷史裡，歐美幾次童書作品大流行或其流傳久遠的經典作品，都是因為故事裡有教科書沒有的特質，包括冒險、幻想、自由、造反、顛覆等。許多帶有前衛精神的童書作品影響了廣大讀者，再回頭衝撞保守社會與教育方針，或者從中吸取養分的兒童長大後再接續改變社會的例子也不少，而有很多童書其實是老少咸宜的跨界之作，不用等到下一代，在當代社會就發揮了調節體制化教育所帶來的單一問題。
因此，我們可以想像，在這兩三百年之間，童書創作者們本身就在經歷一場接力的拔河賽。跟誰拔河？跟教育體制、成人規範、社經結構的拔河。一百多年來，童書，受外在環境劇變的挑戰，有其多元面貌的同時，當然也有其矛盾現象，比如它可能受消費主義影響而將兒童塑造成消費者姿態。但是，它的確逐漸發展出一種鮮明個性來，猶如英國知名學者彼德．行特（Peter Hunt）說的：「近代童書創作者站在兒童的角度，選擇與兒童聯盟一起對抗成人」、「童書以反抗規範性與教育味的讀物來界定自己，描繪孩子是反抗的獨立個體（rebellious individuals）」。[6]
以下，我將舉幾個作品或系列為例，就這個角度進一步探看幾個「經典暢銷童書與其兒童特質」的關聯。
繪本—不野不行的吶喊
一百七十年前，西元1844，德國的精神醫師霍夫曼創作了一本到現在歐美人都還在讀還在買的繪本，叫做《Shockheaded Peter》（暫譯：瘋彼得）。作者在聖誕節前寫了這麼一本書送給自己的孩子，書的前言說:
當孩子們若乖乖的，『乖』的意思是大家都明白的，吃飯的時候乖，玩的時候也乖，整個晚上乖，整個白天也乖，等到聖誕節時，他們就會獲得可愛的小禮物。
但是那些調皮、愛玩又吵鬧的女孩男孩們，老是撕破衣服、鬼吼鬼叫、弄髒他們的圍兜或裙子的孩子，聖誕節不該有禮物，而且這些孩子一點也不該看我這本可愛的圖畫書。
《瘋彼得》書封與其內頁插圖
這是一本集結許多小故事的圖畫書，霍夫曼違反當時社會風俗，不選傳統的模範生當主角，而是讓那些他前言提到的，調皮吵鬧的、不剪指甲、不梳髮的、吃飯沒辦法乖乖坐好的，或偏不聽勸最後把房子燒了等一群非得搞到天翻地覆的「過動兒」。霍夫曼雖然用了可能有點「暴力」或「血腥」疑慮的內容，帶著一點嚇人的威脅，但他主要用意是要娛樂孩子，因此原來的書名是《好笑的故事跟滑稽的圖畫》。而當時的大眾懂得這種育兒體驗與幽默，所以這本書從一開始就很暢銷，到1917年已有四百次再版，改版的版本更是不可計數。
因為《瘋彼得》沒有中譯本，也許台灣讀者不熟悉，那麼拿台灣讀者很喜愛的作品《野獸國》（1963）來說，基本上它也是《瘋彼得》的後代子孫。書中主角阿奇因穿著野狼裝在家大吵大鬧，被大人關進他自己的房間，以不准吃飯作為懲罰。大人的壓制並沒有降伏阿奇，作為孩子，他不僅需要幻想、遊戲、冒險，還需要讓他在現實裡老是被壓抑的悶氣有所發洩，所以，他透過想像力突破成人規範的牢籠，乘船到了遠方的小島去當大王。
《野獸國》裡阿奇到小島上當王要野獸們一起吵鬧到天亮
到小島當大王，是因為他要療癒在現實裡老是被權威大人要求服從的壓抑，因此在小島上他有了大人的地位可以控管那些野獸，但是不同的是，這個國王卻不是要野獸們安靜服從乖巧，而是要牠們跟他一起在森林裡大吵大鬧直到天亮。進一步分析，不管是國王跟野獸，其實都是阿奇他自己代以發洩的角色，他明白自己需要撒野玩樂，但他也知道自己可以管理自己，可以從遠方回到家、回到現實、回到母親的愛。
《野》就是一個以孩子立場發聲的童書作品，整個文圖的結構皆鮮明的描繪出孩子心理與身體的特質與需要。而像《野》這種以頌讚欣賞野孩子角度的繪本作品，在歷史上從來沒有缺席過，包括比它還早出版的《瑪德琳》系列（1939）、《Eloise》（1955，暫譯艾洛絲）系列等暢銷多年多國之作，都是訴求看見這類「調皮孩子」的作品。
完全停不下來的奧利薇與艾洛絲
美國的繪本大將蘇斯博士（Dr. Seuss）曾經說過：「我造反的無法無天！我向來是大人眼中的不可靠的大麻煩！」[7] 事實上，正是蘇斯這股造反天賦，造就了他成為童書經典大師的地位，使得他的故事總因那一股革命性、激進式的辛香多了很多同理孩子的趣味，擄獲世代大人與孩子們的心。
而蘇斯的作品也常處理這種成人與兒童的對立心理狀態，他的經典作之一《戴帽子的貓》（1957，遠流）也比《野獸國》早問世，透過一隻貓拜訪被獨留家中的兩個小孩，蘇斯鮮活描繪了被成人壓抑得很鬱悶的現代兒童，需要造反的帽子貓來解放他們。
而故事裡那隻一直抵擋兩個乖巧孩子不能跟著貓起鬨作亂的魚，正是媽媽不在家時的代理人，牠代表了孩子裡媽媽的權威聲音。而戴帽子的貓，就是兒童想找樂子的內在特質。書中，充滿魔力趣味的貓，與被關在小缸子裡魚有很多對話，這當中就演出了兒童體制化過程的內在衝突。
左：蘇斯巧妙的把畫面安排為兩個孩子跟帶帽子的貓站在左邊，魚在右邊，是威權體制與自由個體兩相的對抗。
右：戴帽子的貓，體現了孩子想要這樣玩、就要這樣玩的意象
這個暢銷全世界的經典故事，之所以贏得廣大讀者的喜愛，聚焦的功臣絕對非那隻魚，而是那隻代表孩子本然的貓！像這類訴求——從單一僵化的壓制中釋回一個原始、健康、鮮活孩子——的作品，來到21世紀依舊是票房保證，像是《奧利薇》（格林文化）與《大衛，不可以》（台灣麥克）都以這種「野孩子」為主角而炮紅，獲得廣大讀者的共鳴而展開了後續系列，並發行全球多語版本。
《大衛，不可以》的內頁插圖
大衛上課時，常常被老師叱喝「要專心」或者被叫到後面罰站
這些主角，都像停不下來馬達、想東想西也忘東忘西、無法忍受無聊的事情、無法專注無趣的事情，不管什麼時間、地方都不阻礙他們找樂子的本能。在這些經典暢銷作品裡，找不到「秩序」「乖巧」「服從」被推崇頌讚的任何訊息，反之，是那股蘇斯博士說的「造反」，讓許多人大小讀者都有所共鳴、喜愛。
小說—誰說長大就變乖
或許，有人以為繪本是比較年幼兒童的讀物，所以作品比較調皮逗趣點是自然的。橋樑書、故事書或再難一點的小說，就會漸漸從野孩子蛻變成為一名溫文儒雅、禮儀得宜的好孩子了？是嗎？接下來，繼續看文字書的部份。
先拿影響深遠的英國經典《愛麗絲夢遊仙境》來說吧，由於絕多數台灣讀者對這故事的印象並非來自閱讀全譯本，而是簡易版、卡通或者只是聽說，於是以為它只是個孩子般的冒險故事罷了。如果真是這樣，那麼為何這本1865年出版的小說，在英國大學的文學系裡至今仍是學生必讀的經典呢？事實上，它從出版那一年就轟動，成人讀者不少於兒童讀者，它之所以能成為經典的原因有很多面相可以深入，其中之一就是它的反動精神。
愛麗絲這個小女孩一出場，就是從「她對已像個大人的姊姊在那靜讀純文字而沒半點圖畫的書感到不耐」的場景開始，當然之後的劇情，就整個往「靜態、無聊」的反方向跑：她掉進一個失序的、混亂的、沒規矩、鬧哄哄的地下世界，既讓她感到有趣新奇也頗受挑戰。作者路易斯．卡羅在當時英國國教壟罩的強勢氣氛下，是刻意藉此反對他認為基督教系統裡要人不多思考的強制規範，所以才設計了像愛麗絲這樣的角色，讓她在經歷一連串挑戰後，透過主動性的思考與行動（而不是服從）重組了她的自主性。
像這樣跨界（跨越成人跟兒童讀者）的英國經典，還有20是世紀初期的《柳林中的風聲》、《彼得潘》等。不管是戲劇表演或小說，《柳》最受歡迎的角色，不是浪漫或友善的水鼠、鼴鼠，也不是威權如慈父的驩，而是到處惹麻煩的蛤蟆。說來，蛤蟆很自大也「不正常」，他無法專心、喜新厭舊、坐不住、天天要找新鮮樂子、無法克制衝動，老是冒犯別人甚至犯罪被捕進牢房。有趣的是，這個故事就是因為蛤蟆管不住自己的衝撞與行動而有了能量與光彩，讀者難掩對他的喜愛。
左：海倫．奧森貝里插畫的愛麗絲版本（國語日報）/ 右：《柳林中的風聲》裡蛤蟆有很多荒唐的行徑
再想想《彼得潘》，在永無鄉裡的小孩，哪一個是順從大人的乖乖牌？更不要說那乖張要命的彼得了，我想，他應該是無法坐在教室超過三分鐘的人，而且我們還可以猜到他會怎麼跟台上的老師頂嘴：「先生啊，要學習，就要踏實的學，夥伴們，走！我們到外頭去實際檢驗，看看老師說的話對不對！」然後他就會帶著一群孩子飛走了。
童書裡野孩子的明星太多了，但若要我從童書中選出不聽大人使喚卻又自主有能力的童書代表，我首推《長襪皮皮》（親子天下）。這個角色誕生在1940年代的瑞典，她九歲，生活在沒有大人作主的家，一切都自己來，沒人叫她睡覺、催她上學或寫功課，十足的野小孩，沒規矩沒大沒小。即使被鄰居小孩拐到學校去也坐不住，最後老師將她趕走。警察說大人們憐憫她，要找育幼院收留她，最後也被皮皮趕走。
然而，這麼過動、衝動還無法在教室裡專注的長襪皮皮，卻是瑞典的國寶級代表角色人物，她影響了好幾代瑞典人，並成為他們的驕傲，因為瑞典人讀得懂皮皮被老師趕走是因為學校老師教不了她，她要畫畫就畫整個地上，而不是一小張紙上；她要學習的地方是真實的世界，而不是課本上死背的文字；皮皮可做到警察做不到的除惡濟弱，是因為她充滿正義、創意等人格特質與天賦，不斷透過了她的「好動」給實踐出來。
長襪皮皮，被瑞典人認定是「世界上第一個兒童人權的擁護者」，她的創造者林格倫更是一生為孩子著想，影響著國家體質與政策的國寶，林格倫看待兒童特質的立場鮮明一致，所以她筆下的許多代表人物都是這類形的，像是小飛人、艾米爾、瑪蒂（親子天下）等。也因為70年前有了長襪皮皮與接踵而來的其他角色，所以至今瑞典孩子的幸福力指數世界數一數二高；瑞典孩子，大學以前很少有考試，他們大人一早幫孩子穿衣服出門，就是要讓孩子玩髒回家的，冰雪覆蓋的冬天依然。瑞典在教育、女性表現、創意產業等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這一切的表現都跟這些童書有絕對正相關。
左：飾演皮皮的電影主角與作者林格倫 / 右：書封
再來看閱讀年齡更大的小說，菲利普．普曼的《黑暗元素》（繆斯）三部曲，這部從20世紀紅到21世紀的著作，獲得絕高殊榮，是英國第一個以少年小說拿到成人文學大獎的作品，也是英國2003年BBC大閱讀，經由75萬人票選出來他們認為最偉大的文學作品的第三名（前兩名是《魔戒》、《傲慢與偏見》），成為當代在世作家作品的第一名。
這部作品裡的主角萊拉，正是標準「不服從大人的野小孩」。她沒受正規教育，爬上屋頂、跟吉普賽小孩在泥地裡打架、追逐、吐口水，到處撒野。然而，作者要訴求的正是她那份在野地裡成長的活性理解力、過人勇氣與行動力，才造就她那份參與拯救世界的能力。相反地，體制教育與教會系統，只會弱化人的能力或腐化人性。萊拉所代表「不服從的人類解救者」Disobedient Liberator of Humanity的形象備受學術肯定，認為她是「新夏娃」[8]。而，這是因為她先有了「叛逆的自由」，才能保有源生的天份（判讀羅盤符號），並從自由犯錯中習得的自主學習力。
左：電影劇照，萊拉穿著不合禮儀的衣服，把代表「形式主義的精英符號」（牛津大學High Table的餐廳）踩在腳下 / 右：黑色元素三部曲之《黃金羅盤》書封
最後，再提一部近年美國暢銷的系列小說《波西傑克森》（2009-），這書一開頭開宗明義的就告訴讀者，主角波西傑克森是個很不幸的「缺陷小孩」，患有閱讀障礙、ADHD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家庭學校都沒有他的容身之處。但是，讀者很快的會發現，某個地方有一群跟波西一樣不健全的小孩，他們用不同方法在學習。原來，波西跟那群孩子的「缺陷」才是他們的過人長處，而那原本「正常」世界裡的人則得等待這群孩子去平亂拯救。
這書的出版，背後有個動人的血淚故事。作者雷克·萊爾頓自己的孩子海利，就是被體制認為是ADHD的小孩，10歲就被學校老師建議吃利他能（Ritalin）。萊爾頓跟他的太太貝琦都不願意他們的孩子吃藥。但經過一番周折後，他們還是答應老師的建議讓孩子服藥。可是海利服藥後，對他們全家卻是場惡夢，對孩子更是折騰。萊爾頓在書出版後受訪時，以「利他能將我兒子跟我家庭都撕碎了」來控訴過動症藥方帶給他們家的不幸，他也自嘲說從他自身的一些「徵兆」看他恐怕也有過動症，來間接諷刺過動症標準認定的問題。[9]
萊爾頓說，那時他們痛苦了半年後，決定停藥，以改變學習環境來協助海利。海利從小就很愛聽爸爸說希臘神話，後來離開一般的體制學校，在沒有體制的壓力下，海利在小說中找到信心，16歲時，他已是個優秀的讀者，還著手寫了長篇小說，立志當一名作家。
左：《波西傑克森》作者父子（引自dailymail） 右：書封
海利還小時，萊爾頓一方面被兒子要求繼續跟他講希臘神話故事，但書上的故事講完了只好自己編寫，一方面他想要寫個故事幫助兒子建立信心，所以《波西傑克森》才這麼誕生。書出版後，很多有同樣經驗的孩子或大人都寫信給他們。萊爾頓說他收到很多感謝信，尤其是來自和海利有一樣困擾的孩子或家人，這些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一直被視為有病的、殘缺的、不乖的、惹麻煩的、影響他人的，使得他們很痛苦，甚至否定、放棄了自己，但讀了《波西傑克森》後，他們可以把那些被視為問題的「病症」當成是榮譽勳章的別在胸前了。
萊爾頓藉由親身體驗，透過創作故事，想讓更多人有機會跟他一樣重新思考「過動症」，包括它存在的社會性、它醫藥的適當性，以及其他不同看待、對待這些孩子的可能性。
結語
讓我們回頭想像，《野獸國》裡的最後一頁，當阿奇回到房間時，看到桌上擺著的不是冒著煙的晚餐，而是幾粒利他能藥丸，讀者會怎麼想？又或者《大衛》系列裡的最後一頁，當媽媽或老師去接納因搗亂被責處後的大衛時，大人手上一手擁抱或撫摸大衛一手拿著的是利他能，讀者的眉毛是否會無動於衷？然而，我們必須仔細檢視：台灣目前的社會與校園氣氛，是不是正逐漸偏向這樣的劇情？
想像一下，如果桌上的晚餐跟老師手上的星星，換成是藥丸時，它們還能稱為是童書嗎？
本篇所提的，以童書作為一個「站在孩子立場」獨立文類（而非教科書、宗教或醫療衛教文宣）的脈絡，所介紹的繪本或小說等兒童文學作品，只是局部代表，還有許多未能舉入的例子，都同樣精彩的說著這些聲音。另外，我們曾喜歡過的卡通虛構人物，不管改編自童書與否的，包括湯姆與哈克、淘氣阿丹、史地奇、唐老鴨、跳跳虎等，他們這些角色所形塑的Childhood童年形象或兒童特質，若以現在社會標準看，都高度可能有注意力不足、過動或衝動等問題，而不應該被播放頌讚了。然而，這些橫跨一、兩百年的作品與人物到現在還是大受歡迎，他們影響著過去與現在的世代，並帶給下一代無限的可能。
再換個角度想想，我們過去的或現在的教科書有沒有這些童書或小說的魅力或影響力？我們對體制內的教科書，有沒有像對這些作品那樣喜愛？如果沒有，那是為什麼呢？如果我們閱聽那些文學或改編作品有所觸動、喜愛的有所道理，那麼我們為何不正視並接受這些兒童特質的珍貴與正常，並回頭來省視、質疑成人態度與體制運作的問題呢？
我想問的是，究竟是我們無法意識到以上這些問題，還是說，我們早已不去正視繪本小說帶給我們的心靈感知體驗與其深刻訊息，僅僅決定將閱讀繪本小說當成稍縱即逝的感官娛樂，或當成一種分離式的精神療癒活動。至於現實裡的兒童少年，就讓他們順從被強勢者管理的體制或社會氣氛，儘管環境惡化變質了，也隨他們受擺弄了？
我的看法是，允許此種分裂存在的成人，恐怕才是病態。如果，這世界的某個角落有個國度，那裡的孩子也有參與社會運作的權力，那他們才要餵那種成人吃藥——而這本書，應該是下一世代暢銷的童書。
註釋：
[1] Childhood在英文裡兼有兒童為期的時間與狀態的特質兩者不同意義。為了區別「童年」一詞在中文裡僅指向兒童的時間概念，我在本文裡也兼用「兒童特質」一詞，以利論述語意的精確。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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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ouse, Richard. Ed, 2011. Too Much, Too Soon?: Early Learning and the Erosion of Childhood (London: Hawthorn Press )
3. Kehily, M. Jane(Ed), 2004. An Introdiction to chioldhood Studies. (Maidendead, NY: Ope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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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ambert, Chloe. 2011. Ritalin tore my son and our family apart: From a best-selling children’s author, a damning indictment of the ADHD drug. http://goo.gl/gIKAFZ
6. Naomi Wood, 2009. ‘Obedience, Disobedience, and Storytelling in C.S. Lewis and Philip Pullman’, Children’s Literature: Classic Tex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 eds. Heather Montgomery and Nicola J. Watso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7. Philippe, Aries, 1962(1960). Centuries of Childhood: A Social History of Family Life, trans. Robert Baldick (NY: Alfred A Knopf)
8. Williams, Sally. 2010. Percy Jackson: My boy’s Own Adventure. http://goo.gl/CSeGjD
9. Zornado Joseph L., 2001. Inventing the Child-Culture, Ideology, And The Story of Childhood.(London, NY: Garl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