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乃爾大學教授:ADHD的自然治癒法
幸佳慧編譯
康乃爾醫學院的臨床精神病學教授,兼精神病藥物學主任的理查.費德曼(Richard A. Friedman)去年底在《紐約時報》發表一篇文章「ADHD的自然治癒」A Narture Fix for ADHD。針對ADHD變成美國年輕人當前最盛行的精神疾病與大量用藥的現象,提出有研究根據的新見解與呼籲。以下翻譯整理該篇文章:
近來的神經科學研究顯示有ADHD的人,其實天生就是「追求新奇」(novelty-seeking)的構造,事實上這是個進化上的獨特優勢。這些人跟大部分的人比起來,他們覺得日子因為過於常規、缺乏刺激,腦中的報償迴路沒有被給予足夠燃料而顯得意興闌珊。
為了彌補這樣不足,他們因此被新奇經驗給吸引,對於現代生活裡軍團式嚴格控管的生活結構,感到極為不耐與焦躁不安。簡單說來,有ADHD的人,也許根本沒有病,那些一連串不符合我們當代文化期待的行為特徵,也不是病。
對於世界上大部分老師與家長來說,有ADHD的人就是看起來缺發注意力與行為衝動的人,但是,如果你有這個「病」,真正的問題是:這個你居住的世界,對你的大腦來說,根本就引不起你興趣。
我有個20多歲年輕女孩的病人,她就很典型,她已經吃利他能好幾年。和很多人一樣,要她乖乖坐在課堂裡讓她難以忍受,幾分鐘後她就會失去注意力。她嚮往新奇刺激的經驗,對於她喜歡的事情,例如她喜愛的藝術畫畫,她卻可以連續坐上好幾個小時。
報償機制就像性愛、金錢、迷幻藥與新奇情境都會促使多巴胺的釋放,在內腦皮層下方深處的報償迴路引起作用。除了引起愉悅感,這個多巴胺也會對你的腦袋發出像「注意,這是值得記住的重要經驗」的訊號。
越是新奇不可預測的經驗,這個報償中心的運作就會顯得越活躍。但是,對一個人很刺激的事情,也許對另一個人很無趣,或者對另一個人是太刺激得無法承受。這個報償迴路的確有著很大感受差異。
在藥品濫用的國家機構主持的科學家符柯博士(Nora D. Volkow)針對ADHD患者的多巴胺報償路徑做研究。她們研究團隊以PET掃描器,針對無服藥的ADHD成人與無此病症的對照組,做他們腦內多巴胺感受體的比較。發現的結果相當驚人,有ADHD的一組,其兩個感受體都顯著低於一般健康對照組。而且,多巴胺感受程度越低的人,他的注意力缺失症狀就越明顯。這個實驗,在兒童身上,也得到類似的研究結果。
這個發現顯示,有ADHD的人,他們的報償迴路,比起一般人的,其基準線較為不敏感。這個遲鈍的報償迴路使得一般人以為有趣的活動變得無聊,這也就能局部解釋,為何有ADHD的成人會覺得重複性的工作無法引起動機,甚至無聊的感到痛苦。
Adderall和利他能Ritalin這類興奮劑,就是以阻斷多巴胺送回神經細胞的方法來增加它的級數。
我另一個28歲的男病患,在廣告公司工作,他很難幾個小時長久坐著,也幾乎無法只專注做一件工作。他工作時得同時做很多事如聽音樂、發訊息等,來讓工作避免變得單一僵化。最後,他辭職,把自己丟到一個新成立的公司,讓自己隨時處在經常變化的狀態工作。這讓他變快樂,而且不意外的,他的ADHD症狀也不見了。
我的病人用改變工作環境,從一個極為例行公式到一個不斷變化、無從預測的環境,來治癒他的ADHD。突然間,他那些極為不利的能力,沒耐心、淺短注意力與坐立難安,都變成他有利的行為資產。這就切入我要說的ADHD究竟是什麼的核心了!
試想,人類從遊牧的獵人與採集者,演化了幾百萬年,一直到一萬年前,我們才發明農業而定居下來,開始更多「坐姿」的無趣生活。對獵人來說,他們必須適應一直變化的環境,四伏的危機跟不知下頓食物哪裡來一樣,是無法預測的。因此,一個具備敏捷轉換能力、短而強烈的注意間距,與搜尋新奇品味的人,在這樣的環境生存是極為占優勢的。換句話說,現在我們稱為ADHD的人,在舊石器時代,會是一個非常成功故事的主角。
事實上,已經有當代證據支持這個假設了。肯亞一個叫阿利爾(Ariaal)的部落,他們一直維持傳統的動物遊牧生活。直到不久前,一群人從當中分枝出去,定居在一個固定的地理位置上開始實施農業耕作。一位華盛頓大學的人類學者艾森伯格(Dan T. A. Eisenberg),對這兩組人的多巴胺第四感受體DRD4 7R的基因變體做了追蹤檢驗。這個基因變體會使多巴胺感受體較為不反應,跟ADHD有強烈關聯。
艾森伯格發現,遊牧一組當中有這個基因變體的人,比起缺乏這個變體的人,他們的食糧供應狀況好很多。驚人的是,對於出走定居的那一組人,結果也剛好相反。有這個基因變體的人,反而比那些沒有這個變體的人,體重明顯不足於標準。
所以,如果你是遊牧族,有著促發ADHD行為的基因,對你顯然會是個優勢,你會吃得比較好。但是,如果到了定居的那一組別去,同樣的特徵那就變成生存的不利條件。遊牧的阿利爾人,有著短注意力間距、尋找新奇等的傾向,使他們在動能十足的環境裡顯得安適,也容易找到食物。然而,一旦定居下來,那些本能將無助於上學、耕作、賣東西等需要長時間專注的工作了。
你也許會好奇如何解釋近年造成ADHD確診與它用藥的比例爆發。2011年,兒童的確診率高達11%,有6.1%的青年在用藥。最驚人的是,超過一萬名的兩三歲學步兒,在逾越小兒科的指導規範下,已經在服藥了。
ADHD如此盛行的部份情況,無疑的,是藥商所導致的,他們提供主要醫治的藥物是有利可圖的。也有些人怪罪於學校作業繁重的程度提高了,但資料顯示並非這樣,相關研究顯示過去三十年來高中學生在家寫作業的小時數是持穩無變異的。
我想,某種程度,另一個導致ADHD成為「流行」的社會因素被忽略了:在軍團制式的、要求標準極高的學校環境,與年輕人離開學校後花很多時間在極為刺激的數位世界,這兩個之間持續增高的突出對比。 數位生活,它生動的遊戲與刺激的社交媒體,都是給予立即滿足的世界,眨眼之間,諸多想望或奇思便可獲得實現。相反地,學校生活,對一個21世紀生活尋求新奇的孩子來說,便顯得極為黯淡無趣。這樣的對比差異,很可能加重他們缺乏注意的行為,使他們的老師容易視為病症,也使確診數提高。
有趣的是,成人的流行率只有3-5%,這顯示一大部分的成人在長大後就脫離了它。怎麼會這樣呢?
也許可解釋為,成人有更多選擇環境的自由,他們可以選擇什麼樣的生活方式來符合他們的認知風格與報償偏好。如果你曾是個在教室坐不的小孩,你很可能會選擇企業創始者或木工,比較不會選擇去當個會計師,對吧!可是腦內自己的恢復的現象又怎麼解釋呢?
麻省理工學院MIT的神經科學家麥特菲(Aaron T. Mattfeld),以磁振造影(MRI)比較了三組成人的腦部運作:包括那些兒時到成人都有ADHD的人、到成人時症狀已免除的人,與一組從來沒被確診過的人。正常來說。當一個人不需要注意力、處在休息狀態時,腦中有個叫「預設模式網絡」(the default mode network)的同步活動,會變得比在工作表現時更為活躍。麥特菲博士發現那些兒童有ADHD後來恢復的成人,他們的同步機制已跟沒有患有這病症的其他人一樣了。
我們並不知道究竟是大腦先行改變,還是它隨著行為改善,因此真正使成人大腦恢復的機制並不清楚。但在另一個麻省對於腦內同步活動的測量研究中,那些恢復的人看起來卻更像持續患有ADHD的成人。
在正常的成人組中,當那個「預設模式網絡」很活躍時,另一個叫「工作正向網絡」(task-positive network)的網絡是被抑制的。當大腦正在專注時,「工作正向網絡」會接手,這時「預設模式網絡」便會安靜下來。為了要專注,這個交互關係是必要的。
但是兩組有ADHD的成人,他們腦內這兩個網絡卻都同時活化,也就是目的相反的兩個機制卻同時運作。因此那些症狀免除的成人一組,其實並沒有完全正常的大腦活動。
這些新實驗帶來的暗示,究竟告訴我們如何思考治療兒童的ADHD呢?當然,我並非建議把我們的孩子從學校帶出來前往大草原。也不是說,我們就該停止使用對許多孩子來說是安全有效、有所助益的興奮劑。
然而,也許我們可以將成人在成長中脫離此病症的經驗,用來實質幫助孩子。首先,我們應該盡可能幫助有ADHD年輕人,不管是當下的學校或以後的工作,選擇他們有益於他們尋求新奇行為的環境,就像成人可以自己選擇自己容易成功的工作一樣。而在學校,這些好奇、尋求新體驗的孩子,如果能在人數少的班級環境會表現的比較好,尤其是強調手做學習、自己設定電腦作業進度與發展特殊技能的學習環境。
這些考量並不會因此消滅那些服用興奮劑小孩的需求。但是,讓我們不要急著對孩子們的「好奇心、活力與追求新奇」投藥。在對的環境,這些特質一點都不是缺陷,而是貨真價實的有利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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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來源:
紐約時報 New York Times: A Natural Fix for A.D.H.D.
康乃爾大學:Richard Alan Friedman, 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