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應新竹場兒心醫師跳桌事件

在2013年十月,我們在新竹清華大學舉辦了一場論壇,當時,有一位兒童精神科醫師因為不同意演講者的論點,在演講者還在演講時,站到桌子上,以腳用力踏桌子,雙手擊掌,製造出噪音,阻擋演講者繼續講下去,此醫師表示,他會採取如此激烈動作是因為演講者也是以作社會運動的方式在講述與運作,所以以相同方式回報。

同時批評演講者並非兒童精神科醫師,投影片內容是斷章取義,認為絕對不會有兒心專科醫師,只看一次兩次診,量表帶回家填填,再帶回醫院,醫師就下診斷且開藥給孩子服用,他認為這是不可能出現在兒心門診的流程。

雖然現場有多位家長表示,他們的孩子就是這樣被看診的,但是該醫師全部否定,且直接質問一位媽媽,那位母親當場無法說清楚,該醫師更因此認定,家長都是憑錯誤的記憶在敘述……。

接著有另一位兒心醫師認為該演講者講了太多醫師草率看診的例子,會造成聽眾的錯覺,以為醫師都是如此的,同時堅決相信不會有兒心醫師開過動症藥物給六歲以下的孩子服用….。

同時有一些在現場聽講的”非家長”,在網路上書寫對主講者不以為然,支持兒心醫師阻擋演講的文字,甚至認為我們是多數的壓迫者。主講者在當場,因為時間非常有限,尤其又因為被阻擋演講,使得原來要演講的內容都無法講完,更遑論針對抗議者,給與詳細的說明,故在此以文字說明:
我講述一個個案例的目的,是要讓大部分本來不清楚的人,能了解我們到底看到什麼了,遇見什麼事了,才會讓我們這群似乎事不關己的一群人跳出來!否則,還有兒心醫師撰文說我們大概是在賣藥!同時,也希望讓大部分沒有帶孩子就診親臨診間的人,比較能了解目前具有這種特質的孩子與家長到底是面對什麼樣的教育與醫療現場。
這些案例,經常讓父母們起共鳴,在聽眾都是家長的場合,常常有家長會起立說:”我的孩子就像你提到的……一樣….”。可是在聽眾是混合型時,就有不同的反應。醫師聽了不舒服,專家認為太煽情,學生認為不科學。事實上,我數了一下,90張投影片中,講各種案例故事的共22張,佔不到四分之一。你說的1/2到1/3似乎高估許多……。不過,我發覺,在跳桌醫師跳上桌之後,我後面講的東西,很多人都不復記憶了或選擇性失憶……..
關於社會學的觀點,確實是很重要,很遺憾,本來有一位輔仁大學社會學曾凡慈老師是主講過動兒醫療社會學的部分,我們在高雄、屏東時,都有她的講課,確實非常精彩的觀點,可惜,她目前出國中。我投影片中DSM之外的,其他台大精神科發展的量表,ICD和法國的診斷與盛行率,本也都是她要講的內容,因為她出國,所以,我將它編入我的講習內容中,因為我覺得這部分非常的重要!其他,實在力有未逮了…。但是,該兒心醫師指控我斷章取義,我是要嚴重抗議的,因為我投影片擷取的部分,就是該篇長文中提及兒童精神科的部分,並無斷章取義。可是口說無憑,當場我也不想浪費時間辯駁,該長文有放在本網站的參考文獻中。

  1.   關於”缺乏統計學上根據”,我也要說明,在會場,時間緊迫盯人之下,我完全無法完整說明,再加上,我真的不願意那樣的場合成為雙方爭辯的地方,我以為對身受其難(我不以為是身受其害!是”難”,不是”害”),而來參與此研習的家長們而言,是不公平的。我們團隊曾經認真討論過要做有數據的統計,因為這是兒童精神科界經常對我們提出的質疑。但是,請問數據如何獲得?這樣有意義的研究如何做?我們一群人,雖然有研究所所長,有博士,有主治醫師,但是沒有人能想出不被抨擊的研究方法!再加上個案都在兒心醫師處,兒心醫師才是應該做此研究的人!但是有了數據,就是科學嗎?兒心醫師經常宣稱台灣應該有多少百分比的過動兒,為何沒有人質疑這種百分比的出現,其科學根據是什麼?如何得來的?為什麼不質疑有過動症的產生,其科學根據在哪裡?只因為那是兒童精神科權威說的,我們不會質疑”權威”說的,為什麼?
  2. 一位學教育的教授,本來要發言,後來先行離開,要離開前,她語重心長地對我說:”什麼統計數據!什麼比例多少!只要有一個孩子被過度診斷不當用藥,就必須檢討!這不是在做研究,這是一個個孩子!” 是的,我完成贊同她的說法,可是顯然這樣的說法,並不能滿足”求知心切”的醫師與專家們。孩子不堪的生命成長經歷,難道必須以數量多少來衡量其嚴重與否?
  3. 關於其中一位發言的家長可能有”扭曲記憶”的可能,我以為也是猜之過早,因為在那樣的場合,家長敢發聲與醫師對話,就已經要很有勇氣,她需要的是私下與她詳談,讓她有時間並且將情緒穩定下來,再慢慢詳述,我以為在現場直接質問”受難家長”,並不恰當。更何況還有好幾個家長,還有一位年輕人都有回應,她們就是這樣被看診的; 一位兒心醫師說六歲以下,絕對不會給藥時,馬上就有一位家長說,她的孩子讀幼稚園時,去看兒心醫師,醫師就要孩子服藥了…..;我也遇過五歲服用過動兒藥物的…..;幸佳慧的臉書,還有一位社工回應,有五歲小孩就已經一天吃三顆半利他能了…..。但是,這些都因為不是出自醫師的口(而且醫師會幫別的醫師否認),只是出自一般人(偏偏她們才是當事人)的敘述,就可以不被重視嗎?
  4. 當我說:”大部分的醫師和老師都是好的”時,是誠懇的,絕對不是”求和”。但是,就像”有時好老師反而是最難改變與溝通的老師 “一樣,他們只是堅持他們所認知與權威,絕對不是”故意”陷孩子於疾病中。但是,也經常因此看不到人間實情,聽不入不一樣的聲音,不願意改變陳習。
  5. 我講個案時,希望讓聽眾感受到的是”沒有一位孩子可以完全排除明顯的社會環境因素”。但是,如果你去參加在全國各地已經舉辦過數十年,一年數十場,在教育局,在學校,在醫院,在社教館,在……關於過動兒的講座,主流的講法,就是:”過動症是因為腦部的病變,晚熟….盛行率7-12%….治療以藥物為主…..”時,這時,希望有人可以站起來,站在桌上,雙腳踏桌,拍手,大聲把想法說來,當一個真正的STANDING MAN!因為STANDING MAN是在對抗主流龐大勢力,用來抗議我們這種才剛開始發出一點小小不一樣的聲音,無權無勢,就被掌優勢與權力者嗆聲的人,這是哪一種STANDING MAN呢?
  6. 關於在現場,我處理跳桌醫師,他要我假設是在上課中發生這種情況,要怎麼辦!其實,這也是不對的,因為孩子是被迫關在教室裡乖乖上課的,他不是被迫的!再來,這也不是上課,上課,還有下一堂,還有明天,可是,研習是許多家長千辛萬苦,甚至從別的縣市趕來,因為她們聽說這個研討會,對她的過動兒孩子,有不同的說法與對待建議,就只有這麼一堂,我當下要在與他對話或是為這些父母把要講的內容講完中斟酌,而時間非常緊迫,(事實上,我後來有些內容,就根本沒講了,因為時間真的不夠了。)我選擇後者,除了因為下午有討論時間之外,跳桌醫師以比我更煽動的方式(為什麼沒有人說他煽動?!)來嗆聲,事實上要討論的內容是龐大複雜的,絕非短時間你一言我一語可以滿足,如果真的與他繼續對話,我因此就不能說我要說的內容了,豈不是就合了他意……這是我當下閃出來的許多想法。其實,他繼續拍手,我還是可以繼續講的,但是,聽眾無法接受,因此,徵求他同意之後,他願意停止拍手,但是,堅持繼續站著,他兩旁的聽眾也答應之下,他就站在桌上聽了,後來自己不知為何又坐下來了。所以,我後來也在回應中很有感觸地說,這位跳桌醫師事實上就是在幫我們呈現:一個孩子在教室裡,表現像是過動行為,但是可能根本不是,他可能就是在表達不滿、不同意的一種抗議行為,所以,我們怎能只以症狀來判斷或診斷過動兒呢?可是,為什麼你看到的就是一種打壓?如果,我們因此勒令他下來安靜,甚至驅逐出去,那絕對是打壓,但是事實並非如此。
  7. 我很遺憾,我舉的每一個例子,都有當事人與家庭的斑斑淚水,都是艱苦的,當她們來告訴我孩子這些事時,每個母親都是哭泣不止,需要擁抱支持的。每個例子都是活生生的事實,比數據所呈現更真實。如果這個研習有讓這樣的父母,得到支持,我也覺得值得了。會後,一位聽眾走上前來,要我的地址,她說她要寫她孩子的故事讓我知道,在現場,她說不出來,然後她就泣不成聲…..她孩子看過幾個兒心醫師(包括跳桌醫師),已服藥五年……我擁抱著她,她告訴我:”謝謝妳,妳說中了我的心聲..”。有多少父母是說不出孩子的故事啊…….
  8. 當天,一個在現實環境中是主導與強勢者,來到一個在現實環境中是被他主導弱勢受苦的人群中,這些人群能聚集,是因為有一個巨大的團體撐著和台上有在現實生活中較優勢的人。他的到來,不是試圖要接近這群人的想法,而是帶著自己的想法來,當聽到與他認知不同的說法,雖然這說法與這一群人是一致的,而且在走出這空間後,這說法因為有他這樣強勢的人在掌控,所以就不會在現實環境中再被呈現,他所採取的方式,是試圖阻撓這種聲音的發出與被聽見。如此情況之下,群眾的憤怒是複雜的,是像”我都已經跑到自己的家裡了,你還要來我家堵我的口,說我亂說話。”
  9. 所謂的強勢與弱勢,不能只以現場人數的多寡來判斷,絕對要放在現實環境中觀察,在現實環境中,誰才是掌權者?所謂的”差異”,也不是只因不一樣就是差異。就像在五十年代的美國,如果在一個黑人聚集的地方,在說著要爭取黑人權利時,同時有著一些其他膚色的人在聽著,突然其中一個白人站起來說這些都不是事實,其他膚色的人,就應該陪他一起站起來嗎?不是在一大群人中,自己一個人站起來,表達不一樣的聲音,就是STANDING MAN!這是我覺得要更細緻思考的。

10.只有兒童精神科醫師,才有資格對兒童過動症發表演講嗎?這是哪一種專業的傲慢啊!?演講者是一位資深的家庭醫師,事實上,在一些國家,當照顧者懷疑孩子是否是過動兒時,會先找家庭醫師詢問。我們沒有看過如兒童精神科醫師一樣多的異常孩子,但是我們一定比兒童精神科醫師看過更多各式各樣正常的孩子,我們比兒童精神科醫師對孩子有更長期的觀察與認識,比兒童精神科醫師更關切他們的家庭互動模式。

(李佳燕 2013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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